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发展及教育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教育投资的经济效益日益受到关注，也成为近年来教育界探讨较多的问题之一。
　　所谓教育投资的经济效益，是指教育所培养出来的人输送到物质生产部门后因教育程度的提高而为社会创造更多的价值时所产生的效益，是教育对社会发展贡献大小的度量，主要以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依据进行衡量。经济增长程度一般用国民生产总值（GDP）的增长率、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或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来表示。而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就是由于劳动者受教育后素质提高而增加的收入，通俗地讲，就是经济增量中有多少是由于教育引起的。以教育引起的国民收入的增长率占国民收入增长率的比例来表示。
　　目前计算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舒尔茨的余数分析法，丹尼森经济增长因素分析法，斯特鲁米林劳动简化法，生产函数法及广义差分法。
　　文献综述
　　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T.W. Schultz）是较早就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做出定量分析的学者，他以道格拉斯函数为基础，运用余数分析法计算出1929-1957年间教育投资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为33%。之后，美国另一经济学家丹尼森运用经济增长因素分析法计算得出同时期的教育投资经济效益为35%（G.S.贝克尔，1987）。此外，还有前苏联学者斯特鲁米林创造的以工资为尺度的劳动简化法，这也是我国学者在研究教育投资经济效益时运用较广泛的方法之一。例如，钟云华、应若平（2006）发表了《湖南省教育投资经济效益粗估》，主要运用的就是劳动简化法。刀福东、李兴仁、王天玉（2004）以云南省为例，同样运用劳动简化法，得出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约在40%左右。此外，国内学者运用比较多的还有生产函数法，实际上也是道格拉斯函数的应用。如杨亚军、李洪天（2006）运用生产函数法对1990-2000年间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估算，为1.342 %。申亚民、吴润（2003）运用劳动简化法和生产函数法测定了教育投资对西安市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28.58%、37.71%。关于广义差分法的应用，国内运用较早的是范柏乃、来雄翔（2005）发表的《中国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研究》；之后，罗建平、刘俊花（2008）发表《内蒙古自治区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计量分析》运用的也是此方法。 
　　本文以Eviews软件为分析工具（高铁梅，2005），首先检验了剔除物价因素后1957-2006年间山西省教育投资总额与国民经济总额之间的因果关系；其次建立回归方程，分析了山西省教育投资增长对国民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建立回归方程时同时引入对国民收入有较大影响的最终消费额这一自变量，使得回归结果更理想。
　　教育投资与山西省国民经济增长关系检验
　　为了考察教育投资的实际经济增长效应，在做分析前，本文先用零售商品价格指数对GDP及EDU进行调整，以剔除物价因素和通货膨胀因素的影响。得到的数据为PGDP、PEDU。从而得出1957-2006年山西省实际的及剔除物价影响的国民收入和教育投资额，具体如表1所示。
　　通过Eiews软件对PGDP和PEDU进行相关性检验，其相关系数为0.996，可见教育投资与国民收入高度相关，接着对其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检验结果表明，F值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因此有理由拒绝原假设，即PEDU不是引起PGDP的原因，以及PGDP不是引起PEDU的原因。得到结论，PEDU与PGDP互为因果，即剔除物价因素影响的教育投资额是引起国民收入值变化的原因，同时国民收入值变化也是引起教育投资变化的原因，二者互为因果。
　　教育投资增长率与山西省国民收入增长率关系的回归分析
　　回归分析是用于研究一个变量（因变量）与其他一个或多个变量（自变量）之间相关关系的方法。通过以上分析，可知教育投资增长率与国民收入增长率之间高度相关且互为因果，因此首先建立以教育投资增长额为自变量的一元回归方程。
　　（一）以教育投资增长额为自变量的一元回归
　　为了消除其可能存在的异方差问题，首先对PGDP与PEDU取对数，然后再求差分，得到其对数增长率分别为PLOGPGDP、PLOGPEDU。
　　根据1957-2006年数据，对国民收入的对数增长率和教育投资的对数增长率进行简单线性回归，得到如表3所示结果。分析表3结果，常数项的t值较小，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而PLOGPEDU的t值足够大，表明教育投资增长率对国民收入的增长率影响显著，回归方程为：PLOGPGDP= 0.403PLOGPEDU，即教育投资对国民收入的贡献率为40.3%。
　　通过相关统计量分析（见表4），复相关系数为0.49，即方差的解释能力为49%。DW值为1.87，比较接近2，表明残差序列间可能不存在序列自相关，但是由于DW值对残差序列的相关性估计比较粗糙，于是进一步使用LM检验分析残差序列是否相关，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可知在5%的显著水平上接受原假设，即不存在残差序列相关，与通过DW值分析所得结果是一致的。但是，由于GDP的决定因素较多，如果只考虑教育投资的影响，显然复相关系数R2较小，即方程拟合效果并不理想。于是本文引入另一自变量，最终消费支出。

（二）引入最终消费额增长率为自变量后的回归
　　表6为1957-2006年山西省最终消费额，并且通过除以零售商品价格指数，剔除物价及通货膨胀影响。
　　同样，为了消除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对剔除物价影响后的国民收入PGDP、教育投资PEDU及最终消费额PC取对数，然后再进行差分处理，得到相应的对数增长率，PLOGPGDP、PLOGPEDU、PLOGPC。建立回归方程，得到如表7所示结果，即回归方程为：PLOGPGDP= 0.266PLOGPEDU+0.62PLOGPC。
　　如表8所示，在引入了最终消费额这一变量后，复相关系数得到了提高，由原来的0.49变为0.59，同时DW统计量也由1.87变为1.96，更接近于2。同样进行LM检验，结果如表9所示。
　　表9同样表明，在5%的显著水平上接受原假设，即不存在残差序列相关。与通过DW值分析所得结果是一致的。
　　PLOGPEDU系数为0.266，即每增加1单位的教育投资，国民收入的增长额为0.266个单位。即1957-2006年间教育投资对国民收入的贡献率为26.6%。
　　研究结果分析
　　上述研究可以看出，教育投资与国民收入之间存在一定的依存关系，本文以1957-2006年50年数据为依据，首先仅考虑教育投资一个自变量，得出山西省教育投资对国民收入的贡献率为40.3%。然后，为了使回归方程的拟合度更好，引入最终消费额这一变量，使得复相关系数由原来的0.49变为0.59，DW值也更接近于2。最终得到山西省教育投资对国民收入的贡献率为26.6%。 
　　与范柏乃、来雄翔（2005）所计算出的1952-2003年间中国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率24.4%相比，山西省达到了全国水平，但是与其他省份进行同向比较，山西省教育投资的贡献率略显低下，如罗建平、刘俊花计算了1985-2005年间内蒙古教育投资的贡献率为32.65%，云南省1982-2000年教育投资的贡献率为40%左右（刀福东、李兴仁、王天玉，2004）。西安市1985-1999 年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7.71 % （申亚民、吴润，2003）。产生上述结果的原因有：一方面可能是由于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不同所造成的。另一方面，数据年份对结果的影响也较大，改革开放前1957-1978年间，教育投资的贡献率普遍较低；而改革开放之后，教育质量的提高促进了国民经济增长，其贡献率自然也就得到了相应的提高。
　　山西省教育投资效益提高策略
　　在未来发展中，应该努力提高教学质量。从结构方面来看，首先，合理化师生结构，既使教师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又保证教学的高质量高水平。其次，合理化教师结构，精简机构，避免人员冗杂，人浮于事。最后，全面缩小城乡办学结构差距，继续加大对经济薄弱地区教育扶持力度，不断缩小区域之间教育发展差距。统筹区域内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认真解决中小学择校问题，保障社会各类群体平等接受教育的权益，切实维护教育公平。 
　　从教育规模来看，目前山西省总体规模稍低于全国水平，但生均办学条件与全国水平有一定差距，在今后的发展中，可以考虑加强薄弱学校的重点建设，适当引进兼并机制。对短期内确实难以改变现状的学校，教育行政部门应果断采取兼并措施，以提高办学的整体效益。同时，在合理的教学规模上，要尽可能增大教育资源的投入，以增加生均教学设备等，从基础教育抓起，提高教学质量。
　　从教育管理来看，可以借鉴及引进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从人员管理规范化、资源管理有序化、财务管理透明化三个方面做到有条不紊。首先，人员管理要做到各司其职，杜绝自设机构、闲置人员，充分发挥人员的积极性。同时需要补充的是，尽量避免教师资源的重复性投入，具体表现在近年来往届毕业生复读和中小学留级重读问题愈演愈烈。其次，资源管理要做到有计划、有目的。避免决策化浪费，如预测生源不当造成教室长期闲置、选择修建单位不当造成严重质量问题出现新增危房等。最后，财务管理要做到严谨化，透明化。资金分配方面要建立科学规范的分配机制，同时加强对资金管理的考核监督，杜绝浪费。在此基础上，坚持实事求是、量入为出的原则，从实际出发，精打细算，克服不切财力盲目攀比、盲目超前的思想；在校园规划上要做到科学、合理、重视规划的严肃性和连续性；在购置仪器设备时，严把质量关、经济关、适用关，做到少花钱、多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