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讲学日本的时代，国学的式微无论从制度上还是从日常生活中均已显现。但彼时白话文运动尚未到来，即便没了科举考试，还是有成千上万的全国各地私塾依然在教“三百千千”、“四书五经”。社会的变化，改朝换代，改服易色，来得很猛，定鼎也比较快。但除非激风骤雨地强硬统一，那么偌大中国各地呈现不同的学校面貌，自是在情理之中。

换言之，即便在1919年白话文运动后，乃至1922年教育部的“壬戍学制”颁布，主张中小学废弃古文，而改用白话文做教材时，古文在日常生活也还没有完全丧失它应有的现实作用。撰写墓志铭、婚丧嫁娶之写对联等依旧在使用，而且一些僻远之地，多年后还有私塾在教古文。

更重要的是，一九四九年前，中国从小学到大学没有统一教材，而且是很多书局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大东书局、北新书局等自行编写，各自竞争。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有国民党教育部背景的正中书局所编教材，也无法成为所有人都必须用的指定教材，不少人都对此不买账。不买账的方式有很多种，那就打死不购正中书局的教材，更不用说“部编本”（教育部审查并颁布的）了，真要购买的也大多购买商务、中华、开明等几大书局的教材。更绝的是，像四十年代上中小学的流沙河先生读书时竟然没有课本，而是由国文老师自编。上课讲什么内容以及教材的选择，都是老师自己定，所以白话文和古文倚重倚轻，那完全是老师拿捏的问题，校方和官方无力干预。

一九四九年后没有继承此前对传统文化还有的一份热爱与尊重，这并不足怪。一个被政府无所不在地管控的社会，自然会被政府从各个方面入手，来一个几千年未有之天翻地覆。其中文化的管制就是全国统一教材，废除所有私立学校，在视传统文化为“封资修”的意识形态要求下，古典文化之被摧残、扭曲，那是题中应有之议。

（苏东坡画像；图片来源于网络）

传统文化固有许多糟粕，但其中有许多东西与四九年后的官方要求枘凿不接、扞格不通，那是不言自明的。如“亲亲相隐，直在其中”，与向组织交心、与亲人划清界限之类的不符人情之常的要求下，处于不相容的状态。否则后来出现的人人自危，社会崩坏，人完全成为无处逃匿的充满恐惧的原子状态，就不可能出现。那些令人彻骨寒心的夫妻反目、兄弟阋墙、父子告讦的悲惨故事，在一九四九年前所有“万恶的旧社会”都不曾发生过。其原因之一，就是传统文化里尚有亲人伦理，任何朝代的政府哪怕其恶贯满盈，都不会破坏及此。

我说中国已是个互害社会，社会学家孙立平说中国社会正在溃败，表达各异，然实质并无不同。

这就是说，民众不仅没有可以自救的能力，更没有可以自救的组织，那么就会使得社会崩败起来更无从收拾。社会自治的成长，如民间的慈善救助、自我教育、社会研究等领域民众都有能力且应该联合起来，才能提高社会“这辆车”前进的底盘，亦有相应良善之减震器。有人从西方优秀的公民社会里各种办法入手，而我们则可以就地取材，将传统之优异者发掘出来，辅以当下的认知，重新阐释，使其呈现出拭去灰尘后的光芒。有激进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里根本就发掘不出什么好东西，我理解深受传统文化中最糟糕部分与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杂交出来的制度，给国人所造成的伤害。

我们必须深知，一个历史绵延了三千之久的国家，其文化传统不可能采取完全抛弃不论的虚无主度态度。这既不现实，也不符合某种意义上的自发生长秩序原理。我的意见是尽量发掘传统文化中合理的部分，为我们所认识所利用，与一个现代公民的生活需求相匹配，决不是那种被意识形态毒化的、完全自大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在文化认知上的死灰复燃。

有一些朋友在传统中找制度建设的合理因素，甚至找到儒家与宪政的对接点，提倡儒家宪政主义。

老实说，以我的理解可能性有多大，是大可存疑的。比如说民国时期的宪法有多少与儒家文化能对接之处，我看是很难说的，至少我说不清这里面的关系。但我不反对人们在理论乃至实践上去尝试一种变革制度的努力，前提是任何一种尝试都应该有可以比较及时纠错的机制。即出现错误乃至撞了南墙依然不回头，这样就缺乏尝试变革的弹性，很大程度上出现一种不可逆的社会崩盘与流血冲突，于己于社会都非好事。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文化就完全自外世界之林，与民主、自由的普世价值完全不兼容，那我们也就无法解释台湾等华人地区，其间的社会变化与传统文化的对接。

在我看来，中国文化里面有一些好的东西和情感，与普世价值和人类情感，完全是相通的，这就是我为什么要让孩子乃至成人们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理由。

由于我对传统中国的制度文化缺少较深入的研究，也就是说暂时无法从制度层面上弄清传统文化与现代世界的普世价值如何对接。

那么，不妨说我之讲古诗文，多是从情感与生活的角度着手，让我们看古人的七情六欲、亲情友情、热爱生活、有趣幽默、善良宽容等方面，如何可以让我们受到教益。因为，传统文化里面的糟粕不少，所以我对那些直接拿“三百千千”和《弟子规》、《增广贤文》乃至《古文观止》、“四书五经”来直接课童和教育成人的做法，都是反对的。为什么呢？

这些文章的作者与编者，都是生活在距今几百年前乃至上千年前的人物，他们的思想受制于彼时的现实环境及制度文化的影响，其中的“三纲五常”之类，不仅出现在官方文件里，而且在写诗作文者的文集里，他们大多会认为这样的想法天经地义，完全复合他们的利益和情感需要。但从工业革命以降后的各国社会的急剧变迁和世界的加速融合，使得我们知道祖先们原先的一些情感和看法，有值得需要修正之处，才符合我们今天的人之情感需要、利益及看法。

如李密的《陈情报》是篇文情并至的好文章，但你在讲不清孝道与爱的抵忤、爱与平等的关系、养老社会化与私人救济的关系时，我劝你不要轻易讲这样的文章。李密对祖母的孝和我们经常讲的孩子对父母的孝——甚至说孝父母不如顺父母——经过了两千年的时间冲洗，还是在某种意义上具有一脉相承的精神气质。但孝道的局限，只要我们稍微思考，就可以从中看出来。孝里是有爱，但这爱是不平等的，是维持长辈与晚辈这样的社会等级，而非平等的互爱。

从血缘上讲，父母是父母，子女是子女，但爱的平等却不因这样的亲属秩序而有所差异。孝与爱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对于我们现代社会的民众来讲，在这方面要有所改进。复次，孝道背后的经济捆绑，甚至把赡养父母当作子女的义务写进法律之中，这是现代政府利用孝和法律对自身责任的“金蝉脱壳”。但我们有多少讲传统文化的人，认识得到当他赞美孝道文化的时候，却是在为政府帮助民众养老加以开脱，从而变成自己反对自己利益的人呢？这一点即便是新文化运动时期所有“非孝”的著名人物如鲁迅、周作人、胡适、陈独秀、吴虞等人，都只从道德和人性约束的角度“非孝”，没有一个从经济学的角度谈到“孝”背后的经济剥夺。如此说来，要看清这一点也并非易事。

上面提到章太炎在东京讲国学，其目的无非是说一个国家出问题后，许多人居然在异邦去找一个中国人学国学，如此的吊诡，在我们今天依旧很醒目而具有现实意味。但研究章太炎和二十世纪初期留日学生活动的人，似乎没有感到其间所蕴含的吊诡意味。我在学问上不能得太炎先生于万一，因此我不会讲他那么专精的问题，我只希望自己有能力做些传统文化向现代化转变过程中的衔接工作。有人是否想过今日要重新编写教材，从教出那些最基本的人道主义价值入手，有一点吊诡的意味呢？至少在我看来是有的。

一九四九年后的中国大陆，传统文化好的地方被连根拔起，坏的地方被加以利用和放大，使得传统文化中的恶与制度之恶合力造就一段令人不堪回首的历史。许多人由于在一九七九年前受中国官方反传统的教育，已经不知传统为何物，倘若不幸知道一点也多是不被官方批评剔除的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更加让人觉得充满悖论的是，不少人如今又被意识形态左右的官方国学教育所煽惑，为变成一个民族主义者和国家主义者而学习传统文化。

很多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人，缺少世界视野和普世价值的观照。不仅如此，有一些人甚至成为论证中国传统如何之好、中国现实如何独特的曲学阿世之徒。这样的人，在如今研究传统文化的人中非常吃香，那是因为官方意识形态，需要他们在这上面加以装修讳饰。我认为无论是对故乡对祖国，还是对自己所处的传统文化，其首要之态度是诚实面对，而非自欺欺人。将可以与我们现代人之生活相接纳的东西钩稽出来，而对那些不适宜我们生活及价值观的东西，加以批判研究，让更多的人知晓是非道理。

因为，我始终记得讲授古诗文的名家顾随先生所说，我们学习古诗文的目的，是为了做一个现代人。

（责任编辑：杨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