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淼
　　[摘 要] 旗袍在世界的视角看来，是中华文明的符号，而这一符号背后，又有诸多不同的具体含义。以时代为线索，剖析在不同年代背景下旗袍的含义，旨在分析旗袍在变革中意义的“旧”传承与“新”形象，及其之间的相同与不同。
　　[关 键 词] 旗袍；文化符号；嬗变；意义
　　[中图分类号] J71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6-0603（2017）24-0188-02
　　郭沫若曾经说过：“衣裳是文化的表征，衣裳是思想的形象”。人们进入文明社会以来，服装就已经成为一种符号，而旗袍因具备良好的传承性和中国传统服饰的代表性，成为中国文化与审美的特有符号，而这一萌生于旧社会的产物，带着它“旧”的面容，在新社会中风雨飘摇，不断前进，不断突破，造就了新的文化含义。本文用旗袍在其诞生社会中的象征、旗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历史中的象征、在当代及影视作品中的象征这三个板块，来分析其符号化背后的嬗变。
　　一、旗袍的由来及在当时的文化象征
　　旗袍作为现今世上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的汉族服装，其产生的年代存在争议，但可以肯定的是，民国是旗袍开始流行并作为一个文化符号不断被人赋予意义的年代。正如郑逸梅先生所言：“原来女子在清代穿短衣，不穿旗袍，旗袍在民国后始御之。”旗袍在这一流行大势下存在以下几种文化含义：（1）在民国初年，旗袍代表着“守旧”，因旗袍的设计构想来源于满人的旗装，设计保守，裁制一律采用直线，不允许显露出女人身体的曲线，“胸、肩、腰、臀”这四种在后来改良的旗袍中凸显出来的部位，均遮掩含蓄。张爱玲曾说：“初兴的旗袍是严冷方正的，具有清教徒的风。”可见在民国初年，封建礼教仍控制着大多数国人的思想，这种守旧背后的思想象征和今天阿拉伯妇女出门用头巾掩面的习俗无异。（2）在步入20世纪30、40年代后，随着鸦片战争打破中国大门的影响渗透到百姓生活领域，中国人对于西方文化有借鉴、接纳的态度，正如对外国商品的称呼冠以之表示轻蔑的“夷”，变成了表示赞许的“洋”，旗袍在此年代得以改良，加入许多西方服饰元素，成为“海派”的象征，比如领子的高低、袖子的长短、肩膀加入垫肩，形成美人肩曲线的设计，都凸显出女性的身姿之美。与此同时，人们纷纷自行设计旗袍，不断加入自己理解的西方元素，如张爱玲胞弟写得对姐姐的回忆文中，看到姐姐对旗袍的改良十分特异，为之惊叹，张爱玲则表示不屑“在香港，这在平常不过了，我还嫌这件不够独特呢！”在这个旗袍的黄金年代，旗袍由“守旧”变得“洋气”，成为上流社会女性与“洋人”接触时的标准穿着。（3）旗袍在民国象征着优雅、妩媚，同时也反映出社会女性仍需要靠姿色取悦男权的时代特征。比如当时作为服装潮流领导者的十里洋场中的摩登女郎交际花唐瑛、有“民国第一美女”之称的胡蝶、歌星阮玲玉等，都多以穿旗袍示人，这时的旗袍多具有高开叉的特点，又因其修身、卡腰的特点，使得女性穿时必须抬头挺胸，展现女子妩媚、优雅的身姿，同时，又体现了女性对男权的屈服，女性展现身姿、以性感的身段流连于上海的各大歌厅、租界，以身姿谋求生路，说明长期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余孽思想压榨女性，女性多没有学识，只能靠魅惑谋生。（4）旗袍在当时亦是“女权”的象征，这听起来似乎与上一点矛盾，但实则客观存在。在当时的上海，革命党人竞相创办女学，掀起了女权运动的浪潮，而当时的女学生作为社会知识女性的代表，，她们的一贯着装就是旗袍，但在色泽、样式上比象征妩媚的旗袍要显得淡雅、简洁得多。汉族女性在汉代以来，服饰取向偏向于上衣下裳式，穿袍服成为男性的特权，而女性的“两截衣”也成为封建礼教束缚女性的象征，因此这时的女权主义者穿旗袍是对男权的反抗。张爱玲在《更衣记》中说，全国妇女突然一致采用旗袍，但不是为了效忠于清朝提倡复辟运动，而是因为女子蓄意要模仿男子，她们初受西方文化的熏陶，醉心于男女平权之说。又如周亚为在《光复会见闻杂忆》中描述秋瑾当时的装扮，穿一件玄青色和男人一样的长袍，年轻的会员都称她为“秋先生”，旗袍就是这样被赋予革命、女权抗争的含义。
　　整个民国年间，旗袍就是在“守旧”“海派”“妩媚屈服于男权”“女权抗争”这四种内涵的交融中成为国人的文化符号。而这四种象征在矛盾和统一中，反映社会意识流的变更，见证旧社会与新社会的变革。
　　二、旗袍在历史长河中不断被保留的新内涵
　　经过民国旗袍文化的流行浪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的几十年间，旗袍经历了新的文化洗礼，随着国家的政治状况，“旗袍”旧的文化含义被批判性保留，且赋予了诸多新的内涵。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旗袍”这一文化符号的地位较高，象征着端庄、典雅、古朴。如宋庆龄对旗袍的演绎，众所周知，宋庆龄接受过西方式教育，思想较为开放，但在礼仪方面，她却很传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上，她的着装便是旗袍，体现了对大方的仪表以及对民族传统的珍视与喜爱，同时在那个年代，旗袍多为有文化阅历的妇女所穿，伴随着优雅、气派的气场。而这一时代的普通劳动人民，生活的重心由追求衣着美，转换成了对革命工作的狂热，旗袍在这一人群中暂被搁置，成为高端社会地位的象征，因此在这一阶段，旗袍的生存发展空间较小。到了20世纪50年代，在人们渐渐步入当家做主的社会环境下，旗袍又渐渐变成平民階层的服饰由于社会对劳动力的渴求，被贴上了实用的标签，较之过去的旗袍，在设计上增添了健康的气质，拒绝妖、魅，亦不纤巧、病态，适合穿着进行劳动。之后的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人们的服饰方面破除了过去“灰蓝色的海洋”，穿上了色彩鲜艳的衣服，旗袍又被人们从箱底拿出来，作为传统文化的象征，比如宋庆龄曾在年轻时候送给国际友人波莉一件旗袍，后这件旗袍被波莉转送给斯诺夫妇，这件轶事多年被人尘封不提，而在1998年这件衣服漂洋过海从美国“回归”中国，在北京后海北沿46号的宋庆龄故居陈列，这件事情体现了民众对旗袍的再度认可。甚至在西洋文化以及审美再度在国内风靡的时候，旗袍和女式西装一并成为时代“下海”女性的标准服饰，许多女商人在做外贸的同时，身着旗袍以示自己仍热衷于传统文化。旗袍在这一时代又得以改良，加入许多时髦元素，同时又再一次与历史上的民国旗袍为了凸显女性身姿的意义实现对接，这时体现的是女权与男权再度相对平衡，女人有追求美的权利，男性不可以传统思想去干涉女性的选择，所以在改革开放后，旗袍是“传统文化”和“女性自由、地位上升”的双重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