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陀短篇小说集《里门拾记》品析

赵丹
摘要：中国现代作家的乡土情结不仅涵盖传统思乡文学的普遍特征，也由上个世纪“历史的转轨处”具有时代特征的诸多因素所规定——在对悠远的田园社会怀念的同时，又不得不反抗它的历史逆向话语，对夹杂其中的宗法制社会的落后性进行揭露批驳。所以，现代作家的乡土作品中都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分裂性。和鲁迅的作品相比较，这种分裂在师陀早期的作品《里门拾记》里体现地尤为明显：“自然”与“人事”的不和谐、“都市怀乡病”与对故乡批判的情感疏离相互激荡,它来源于童年记忆和流浪经历，以及由这种个人经验所带来的“身份认同”困惑。
关键词：师陀《里门拾记》、乡土情结、分裂

The Split Native-soil Complex

─an analysis of “Selected Writings in Limen”,an anthology of short stories by Shituo
Abstract: The native-soil complex in chines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is not only embodied the features of traditional literature of homesickness,but also influenced by factors characterized by the historically transitional period of last century and develops its own strain ,that is,a combination of both a longing for the distant Archadian society and a reluctant resistance to the historically backward discourse,with the obsolete society of patriachal law and order therein revealed and criticized. Compared with that of Luxun,the earlier works of Shituo show a more aparent split,which finds itself expressed in a disharmony of “nature” and “word”,in an interaction between metropolitan homesickness and the emotional alienation based on a repudiation of native land,which would be rooted in the difference of childhood memory and wandering experiences as well as the perplexity of “self-identification” resulting from such personal experiences.
Key words:Shituo Selected Writings in Limen” native-oil complex split
师陀（1910——1988）原名王长简，祖籍河南杞县，是京派代表作家。在师陀作品中，体现作者创造特色的是描写故乡风土人情的小说、散文，评论者甚至发现，师陀的全部作品都有一种潜在的“精神还乡”(1)的结构。他的早期作品大部分是描写回忆中的故乡的，带有一种浓郁的豫东风味。
《里门拾记》是他早期描写故乡农村比较集中的一部短篇小说集，它在师陀的创作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它始于1935年春天（《雾的尘》除外），师陀回乡小居，写下了《墟》（即收入该集的《毒咒》），《巫》及《百顺街》；秋天，师陀离开家乡，又写下该集中其余的作品，直到1936年7月，整理结集；8月，师陀南下上海（一住数年），12月，为该集写序，并出版发行。在这本小说持续创作的时间内，师陀经历了生活场所的几次改变，北平、家乡、北平、上海，作家的生活场景的变迁及经历的丰富引起了情感变化，师陀在《〈里门拾记〉序》里说道，其创作的原因是“想‘远走高飞’却终飞不成”，“竭力使自己心境平静之故”而“随手从家门前拾来的鸡零狗碎”(2)。在作品细读过程中，可以发现除了作家所说的平静心境之外有更多的潜在因素，通过分析可以了解作家的这一时期的情感丰富性。
一种经历，两种乡情
在流浪人的眼里，故乡永远是一块净土，是可供疲惫的“浪子”精神休憩的田园，“异乡”，意味着个体难以找到自己真正的“位置”，那么，故乡的“乌托邦”性质就在颠簸流离中演绎出来，并代代相传。但是，描写故乡的文字往往在一些普遍性基础上又带有很大的差异，这些差异不仅体现在地域特色和作家的个人秉赋上，而且体现在情感的内涵上，种种差异构成了纷繁的中国现代乡土文学。
如果将鲁迅的“回乡-离去”为经历的回乡小说和师陀的《里门拾记》相比较，我们将会发现，鲁迅作为一个睿智而自觉的浪子面对破败凋敝的故乡，在作品里注入的是一种苍凉、宽容和淡淡的悲哀，这种苍凉是在一进入故乡就有的，并持续到离去，渗透到主体生命的内部（“啊！这便是我的故乡吗？我的心不禁荒凉起来”），这种宽容体现在他对“豆腐西施”杨二嫂等乡亲的感情，而悲哀集中地体现在闰土身上。鲁迅自始至终都明白，那个过去的故乡一去不复返了，故而无法苛求故乡，如同一个历经沧桑的儿子面对贫困而愚昧的父亲，他甚至将这一切化为一种宗教般的悲悯情怀，为故乡的明天默默的祈祷。在阅读鲁迅的很多描写回忆故乡的文字中，总是带着那种淡淡的忧伤。
《里门拾记》是由包括《序》在内的十三篇作品组成，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分别是：《雾的尘》，《毒咒》，《巫》，《酒徒》，《倦谈集》，《百顺街》，《过客》，《秋原》，《路上》，《村中喜剧》，《受难者》，《巨人》和《序》。《雾的尘》写的是清晨里村子里发生的一件惨案：一个男人因饥饿打树叶被摔死，独特的是这发生的一切全部根据一条狗的视角展开叙事，产生“陌生化”的效果，也揭示了那个“吃人”的社会现实；《巫》中的女人靠巫术行骗度日，孩子饿死后，作者写出她的凄凉的内心世界；《酒徒》中善良的店主蜕变到无可救药的酒徒，写出小人物穷家破产无处申告的悲哀；《百顺街》写一条街的面貌，这是一个聚中贪官、流氓和卑琐小民的底层社会的写照；《秋原》中一个异乡的汉子被村里地主兄弟活活打死；《受难者》写的是一个寡妇半生的艰难至死去的过程.由之我们可以看出，师陀在《里门拾记》里描绘的故乡是什么样子，那是一个上有乡绅地主及贪官剥削搜刮、下有地痞流氓乘伙打劫、中间生存的是麻木落后村民的黑暗绝望的农村，在这里，一切新鲜的东西都被吞噬、腐朽以至同化，贫穷和愚昧恶性地循环着。
然而师陀对故乡的描写又存在另外一种笔墨，这尤其体现在对故乡的风景描写中，作者笔下乡村自然景色是乡土气息浓郁而有韵致的，如：
“梨过的高粱同谷地，袒露出赭褐色的胸怀，平静的喘息着，在耀耀的阳光下午睡.苍黄的豆，乌油的薯，交错毗排，直伸向天际”（《秋原》）；
“深秋清晨，雾浓重的像烟，一缕缕从树梢，从半空中扑下来，成烟的团，云的团，缓缓在地面上溜，然后再卷上去。”“它比牛奶看去还要新鲜，绵绵卷舒着，绕住茅舍的檐角，绕住树干，滚过村道。”（《雾的晨》）
师陀一直这样说：“我不爱家乡，可是怀念着原野”(3)，读师陀全部作品会发现，师陀对故乡的描写始终带有这种分裂性，正如刘西渭说师陀“把情感给了景色，却把憎恨给了人物”(4)，这种自然和人事的巨大不和谐除了给作品带来别致的美感之外，也能体现出作者的隐藏在巨大的同情心之下的对故乡的复杂的感情。现代乡土文学中这种分裂性正说明了在历史的转轨处作家的矛盾体会和焦躁感，传统的农业国有着悠远的历史和长期积淀下来的文明，它抚育了现代作家的成长，是他们童年记忆的很丰足的部分，但是，时代赋予了现代作家们新的代言使命——用进步的历史观念重新定义了宗法制社会的文化价值，新话语体系淹没了一切过去话语，而现代乡土作家大部分都是从乡下到城里的，流浪情结时刻左右着他们，而对都市文明的不适应感又重新诱惑着他们的“怀乡病”。这种分裂性在师陀的早期作品里体现最明白，就是那种集爱和恨于一体的让作家陷于矛盾和困惑的感情，其本身就像一个无法打破的谶语，甚至伴随了作家的一生，挥之不去，招之即来。
远朔到童年记忆
弗洛伊德认为，在每个人的内在心理结构中，都给幼童时代的生活提供一个可供储存记忆的空间，并随年龄的增长，孩童内在记忆转化为多种印痕的“类聚”即“潜意识”，这种“类聚”对一个成年人的生活影响很大，如果孩童记忆没有经过适当的疏散和升华同时又遇到外在的刺激和诱发，便会产生精神病(5)，所以，寻找突破口是人无意识状态下长期坚持的工作。
虽然在鲁迅的童年生活中也有很多的不满意的地方，比如去看戏时父亲让背书，如芒刺在背的感觉，但很多时候还是充满美好和温情的，童年记忆中更多的是伙伴友谊的美好，乡间民俗的回味悠长，乡间人情的厚朴.随着鲁迅很早地踏入社会，对所置身的环境有了更深地认识，但是，那些童年的美好记忆仍旧是不能抹杀的，并且随着流浪的经历，变得更加美好和不可企及，再回乡时的鲁迅已经是满身沧桑的游子，过去的回忆随着闰土的那一声“老爷”而变得更加辛酸。鲁迅对已经消失了过去的美丽和纯洁的故乡不再苛责，只能把希望寄托在下一带的身上，希望他们能有新的路，希望故乡有新的面貌，尽管“希望本无所谓有也无所谓无的”(6)。所以，回过头来读鲁迅的乡土作品，我们能够体会到那种惆怅的诗意。
师陀出身于一个破落的地主家庭，然而，他并不是像地主家的少爷般生活着，师陀在回忆到童年时，写到在生病时父亲的温情，以及和小伙伴们游戏的欢乐，这对他是少而弥珍的，师陀说：“孩子的时候，我原有几分霉气，时常受到责罚”；“小时侯，我常常挨打.”；
那么，童年中，他稚嫩的眼睛看到了什么呢？五爷的小老婆不幸的命运；“银匠家里”被痞棍虐待的经过；以及那令人神往的说书人用他的催人落泪的话来讨钱“哪位一动手，咱就接下去了”.这些都引起了作者的同情心，培养了他后来的人道主义情怀；多少年后，作品中谈到五爷的小老婆，作者还说：“就在我给读者希望的时候，我却感到揪心的痛苦，试想在她所处的那个社会，她即使和情人逃出去，前面等待她的命运是什么呢”(7)，从这里可看出作者的感情的沉积对作家创作的影响。
然而另一方面，师陀看到却是上层人的凶残，吸毒者的腐化及看“出人”时民众的麻木不仁，师陀在回忆中说：“我永远不清楚‘出人’这天热闹的人为什么这样多，.又如此欢喜，大家笑骂，唿哨，一面又谈论着罪犯的历史，仿佛为他们庆祝”(8)，在这里，师陀表达了对这些人的极大愤慨和失望。
童年的经历使师陀过早的看到了世界的另外一面，在一篇散文中他写道，他记忆的童年乡村的总体印象是“荒凉的”，“路犬昏鸦间或鸣吠两声，更增加了落寞的情味”(9),在这样的环境下，总会使人感到压抑和不安的，所以童年的师陀最羡慕的是想像那个说书人那样能在大庭广众之下说书，幼年的师陀对说书人的向往，不无包含着寻找言说途径的一种自发式探索。
这样，随着年龄的增长，师陀果真成了一个以笔代声的小说家，过去的东西仍旧制约他，随着他的回乡所见更加刺激了他的这种潜在意识，使他对暴露故乡的黑暗，谴责村民的愚昧麻木的冲动无法遏制，他这时候刚参加过“一二.九”运动，以进步的姿态走在时代的前列，回乡后，故乡的落后黑暗震动了他的心，为了使自己心境平静，他写下了《毒咒》、《巫》和《百顺街》，秋初离开故乡，却因传闻更加坚定了要写出一部“浮世绘”，“百宝图”，然而，师陀在《序》里以为自己做的并不太成功，原因是“除却那缉私队长和地主两兄弟外，几乎再也找不到绅士和老爷的影子”，这里，师陀向我们透露了其创作的初衷是要暴露讽刺故乡的黑暗处的。所以在师陀的小说也同样充满了情调，不过，“那是一种中国萧笛的绵长悲音”，是让人颤抖和不安的。
“身份”的困惑而引起的“言说”的困境，
《巨人》是师陀离乡的第二年（1936年5月）所作，他写了一个归乡的流浪汉的故事：年青时因爱情的失意而远走他乡，四处流浪数年，归来时，饱尝人间冷暖，“一脸坎坷的肌肉，凝固的倔强执著，全部像一颗燧石”，他“怀着一心的隐伤，驼着满肩的不幸”，孤独地活着。这篇小说里，充满了一种牧歌般忧郁的情调，带着些许辛酸和感伤，在这里，流浪的师陀寄托了自己颠簸生活的真切感受，以至笔下流露的是浓厚的感情。那个“抓”不是自己的写照吗？年青时爱情受伤浪迹天涯，归来时脸上写满沧桑，作者自己不也是曾带着遗憾和痛苦离家而去吗？是否有一天，他也会再次回到那给他爱和憎的寄托的故乡呢？所以，在文章的结尾处，作者作了几道删改，在评价“抓”时，说他需要的是“单纯的生活，一生爱的是自由，憎恨的是繁琐”，又否认说“我的说法也许不对”(10)。从这里，我们可以管窥到一个知识分子面对故乡时内心的复杂和矛盾，无法直面又无法割舍的内心情结。所以师陀一直这样说：“我不爱家乡，可是怀念着原野”。那么，从这种角度来看师陀早期的作品，我们也就更深刻的体会到在作家隐性的情感内涵，流浪道路上的精神寄托，和面对现实的愤慨，及离别辛酸等等，可以这么说，故乡是作家的全部，又是他的创伤，是可供回忆的故土，又应对他灵魂的暗影（shadow），黑暗之自我。
再次离乡，师陀反倒对笔下的文字无所适从起来，这首先表现在师陀在《〈里门拾记〉序》中所说，他并未达到揭穿的“目的”，甚至形式也“不伦不类”；其次写《序》后不久，在散文《父亲的酒瓶》中，师陀对父亲的追忆，充满了感伤和温情，记忆中少有的温馨在这里却一再地被夸大，显然，又有另外的东西在牵挂着他的心，那就是乡愁。诗人赫尔德说过，乡愁是最高贵的情感。这种情感会在每一次的生活动荡中遥相呼应着作家的敏感而又脆弱的心灵，在这种身份的变化过程中（批判者，乡下人，流浪者），作家又很快的认同了自己乡下人的身份，在《〈黄花苔〉序》中，作者却一再声称“我是从乡下来的人，说来可怜，除却一点泥土气息，带到身边的真可谓空空如也”；“我是从乡下来的人，而黄花苔暗暗的开.”，而作者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乡下人，恐怕自己也说不清楚。所以，我们不难理解在师陀的作品中的那种分裂性，精神世界的二元冲突，源自童年经验的人道主义和流浪经历的思乡情绪二重矛盾，并且随着着回乡所见和离乡后的感受的冲突而更加明显。
总结：现代文学的乡土特征在师陀的作品中有很鲜明地表现，这其中也包含有上个世纪的作家们对故乡情感的普遍矛盾性，鲁迅的离去-归来经历使他对故乡注入怜悯同情，故乡今日的落后和昔日的美好统一在他的悲悯情怀中。和鲁迅相比较，师陀的早期作品中所描写的乡土情结体现了强烈的分裂性，童年对故乡的压抑体会和阴暗面的观察对年幼的师陀影响很大，随着流浪回乡的经历，看到社会的黑暗，使他不得不对此进行暴露，再次离乡，在上海流浪的艰苦生活重新激起了他的乡愁，作家精神世界的分裂性在作品中有更明显地表现。童年的经验和流浪道路中的身份的困惑带来作家言说的艰难，也就使得文本中出现的“自然”和“人事”的不和谐，所以作家拥有了两套笔墨，“把情感给了景色，却把憎恨给了人物”，事实上正是个人经验带来精神世界的冲突而起的。随着阅历的丰富，这种分裂也将慢慢的统一起来，呈现出别样的诗意。
参考文献：

(1)钱理群，《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4)刘增杰，《师陀研究资料》，北京，北京出版社。

(3)刘增杰，《师陀全集》，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

(5)沈卫威，《东北流亡文学史论》，开封，河南人民出版社。

(6)鲁迅，《鲁迅全集》，宁夏，甘肃民族出版社。

(7)(8)(9)(10)刘增杰，《师陀全集》，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

作者单位：河南信阳职业技术学院

《教师心得》栏目

新课程杂志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