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教育到了清末，由于社会发展需要已经向多元化转变，随着新学制的颁布和科举制度的废除，出现了一些适应社会需要的各类学堂，中国教育蓬勃发展，但因教育经费严重不足，学校数量较少，广大的乡村依然有大批适龄儿童无法入学受教育。
　　教育具有阶级性，这是毋庸置疑的，不同的社会阶级有不同的利益追求和不同的政治目的。自古以来尽管有不少圣贤智者强调教育为公、有教无类，但是在阶级社会里，掌握政权手柄的人都或多或少地凸显教育的阶级性，教育方针依然是为己牟利。然而教育并不是某个阶级的事情，教育是自有人类以来就存在的伟大事业。教育受政治的制约，但同时教育离不开传授知识，开启民智，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这个根本。
　　教育一直以来都在国家事务中占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我国地广人多，要想做好任何一件惠及全体人民的事都极不简单，教育更是如此。“以史为鉴，可以正衣冠”，我们研究辛亥革命时期的农村教育目的正在于此。

　　一、不可游离于乡村生活之外，避免成为城市模式的翻版

　　美国学者布莱克（C.E.Black）认为在人类历史上，有三次伟大的革命性转变：第一次转变是原始生命经过亿万年的进化以后出现了人类，第二次转变是人类从原始状态进入文明社会，第三次转变则是全世界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国家从农业文明或游牧文明逐渐过渡到工业文明。[1]现代化是“一个民族在其历史变迁过程中文明结构的重新塑造，是包括经济、社会、政治、文化诸层面在内的全方位转型”[2]。
　　现代性主导下的现代化实质只是城市化和工业化，并未涉及乡村的问题，国家和政策决策者在此理念主导下，其发展模本实为效仿西方工业文明，实际上它是西方城市化、工业化教育的派生物在中国的生根扎营。
　　事实上，在我们为清末民初现代化启动而摇旗呐喊时，当我们怀着美好愿望以现代化的方式改造乡村时，我们往往犯了乌托邦式的错误。乡村自治是乡里组织维系基层的形式，在中国古代并不存在所谓的乡村自治。中国因幅员辽阔，面对广大的乡村地区，统治者往往有鞭长莫及的感慨；而作为村民本身而言，由于“天高皇帝远”等原因，乡村自然会形成一定形态的乡村自治系统。乡村区别于城市，其更具“人情味”，它是村民利益范围内的一个有实际防御能力的联合体。乡村自治绝不是封建王朝的卫道士，它的优越性在现代化的今天反而更为凸显。王先明论述了《东方杂志》中有关近代乡村问题的记载，认为《东方杂志》动态性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深入思考这一课题的视角。[3] 
　　农村和城市以其特有的形式组建成了国家。它们作为教育系统中的重要维度，却出现了“中国乡村教育的设计以‘逃离乡土’为价值取向，现代教育对自然的背离直接导致了我国乡村教育在现代教育中的失序”[4]。中国和西方文化各具特质，“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化”本身是各具内涵和优缺点的两种事物。中国在世界历史上一直处于文明发达的前端，只是到了近代闭关锁国，沉浸在盲目自大的窠臼里，才渐趋落后。“中国传统文化”本身依然有其不可替代的优点，但国人在经过一系列的“挨打”之后，反而力图完全摒除中国固有的文化，全盘学习西方，美其名曰“现代化”，这不得不引人深思、发人深省。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化”在体系严谨性与生机控制上不分伯仲，平分秋色。但在现代性的西方国家的强劲攻势下，中国原有的传统日渐消失，而代表中国传统的乡村人文也日益式微，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演变，以现代性和现代化为价值取向的农村整体教育设计代替了原有的传统教育，并没有从传统教育的母体中分化出适合现代社会农村需要的教育，不得不让人扼腕叹息。这种情况，直接导致了我国传统乡村知识人与广大乡民的日益分离，形成了以“逃离乡村”为核心的价值观。当前，“现代化”正在以一种新的“传统”的面目日益扩张并不断侵蚀着中国乡村社会，乡村文化岌岌可危。

　　二、政府应还权于社会，培养农村新式精英

　　《东方杂志》中一篇名为《论地方自治之亟》的文章提出，“居今日而谋自治，其必以教育为第一义乎！今之有司，亦知普及教育为考绩殿最之要举，而尽力提倡之矣。特其所蕲向者，在形式而不在精神。……吾民族能力之所最阙者，一则治生之术未周。故农工商业之初级，所当急为讲授，以期于野无闲民也。一则尚武之风未振。故技击战阵之浅术，所当亟使练习，以期于能御寇贼也。能是二者，则自治之要素已完。然后制丁税以充经费，开议会以明权限，举公民以黜游堕，定法制以适土宜，而自治之基础大定矣”。
　　“培养农村新式精英”确是当时四大杂志普遍反映的问题。乡绅作为乡村社会的精英阶层具有两种能力：传承传统的民主精神和以中国传统伦理教化民众。
　　我国古代乡村一直推行乡村直选，把乡村的管理权交给高素质乡村精英阶层。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的乡村自治事实上是一种乡绅自治，这种传统的民主精神由乡绅

阶层代为弘扬传播。但是新中国成立后，乡村自治制度——保甲制度被废除，代之以生产队模式的乡村组织形式，致使乡村传统的三个“基石”相互平衡和制约的机制被打破，乡村宗族势力在没有保甲制度和乡绅阶层的制约后，消极作用不断显现，主要表现在：影响村民自治制度的发挥；不利于乡村法治社会的形成和发展；阻碍乡村村民公民政治主体意识的提高。究竟应如何发挥宗族的良性作用，本文认为必须培养有别于传统社会旧乡绅的新式农村精英。

　　乡村精英阶层在沟通政府和普通民众之间关系具有重要的纽带和桥梁作用。他们对维护国家稳定和发展方面的作用不可抹杀，但是在经历剧烈的社会变革，农村社会结构、文化制度等的易弦更张后，早已丢掉了已经趋于成熟和完善的植根于中国土壤的儒家伦理道德规范。21世纪后，国家出台了众多的政策法规，如“大学生村官”“选调生”等，他们的确给了人们很多的期待和希望，期待和希望他们能够承担起作为乡村精英阶层应承担的重任。但是，我们不可否认，他们的文化修养、素质、地位与古代的官员以及府、州、县学生员相比，难以望其项背。

　　乡绅在近代逐渐没落与近代农民运动和土地改革不无关系。人们在掀起土地改革运动，惩治土豪劣绅的同时，有意无意地将惩治对象扩大化了，很多具有儒家情怀的乡绅受到打压。这就造成在土改过后，乡村和政府之间出现了结构断层和权力真空。乡村社会因乡绅阶层这一环节的断裂，陷入了混乱无序的局面，国家迫于无奈不得不将政权全面下移，从县级下放到乡级。这样做的后果也是显而易见的，它一方面加大了财政支出，给政府造成压力；另一方面，却又影响了仅有的为数不多的乡村精英参与社会管理的积极性。此外，城乡人才流通机制的僵化也是导致乡村精英只出不进的一个重要因素。

　　我们必须承认和面对一个事实，土改之后到现在，中国广大乡村地区由于历史原因缺乏乡绅精英这个具有纽带与桥梁作用的中间环节的阶层已经多年。面对这种情况，我们一定要痛定思痛，打破这个局面，把乡绅阶层这一环节衔接起来，这就要求我们呼唤新时代的乡村精英出现，否则乡村社会难以和谐有序。另外，政府的权力触及乡一级也是影响乡村精神发挥积极性的重要原因，我们要培养乡村精英就必须要求政府还权于社会，这样既可以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又可以发挥乡村精英的积极性，让他们带领乡村民众走向富裕和谐之路。

　　新时代的乡村精英如何得来？就目前的情形来看，复原军人和返乡大学生是不二人选。复原军人受过正规的训练，具有较强的身体素质和纪律观念，他们是目前拥护村民自治的重要力量和安全保障；大学生村官近几年在科技兴农和基层管理方面的成就有目共睹，随着免费师范生政策和特岗教师政策的推行，来到农村的中小学教师也逐渐增加。
　　三、促进城乡人才的循环流通
　　我国古代“四民社会”存在了几千年，不是没有道理的。士、农、工、商四个阶层通过科举制形成了一个井然有序的循环系统，古代并没有明显的城乡差别，这可能是其重要原因。现代社会，随着城乡问题的凸显、矛盾的涌现，全社会逐渐把目光转移到城乡教育差别上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行政的干预，城乡二元对立较之以往逐渐弱化，这为我们重提人才循环系统提供了时间和空间的良好契机。

　　如何促进城乡人才的循环流通？因袭古法，首先鼓励离职退休的公职人员返乡，这为新式精英这一环节的重建打下基础，这是促进城乡人才良性流通的前提条件和基础。中国以农立国，土地、故土在人们的心中有种特殊的情感，中国古代的农民子弟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功名，跻身官僚阶层，官员辞退之后往往最终都会选择“告老还乡”，正是这种情况的存在，在古代乡村社会从无缺乏栋梁之才之忧。

　　近现代以来，由于城乡二元对立的加大，户籍政策的改变，高考转户口等政策的出台，客观地或者说毫无意识地导致城乡流通机制不畅，“逃离农村”成为当代知识分子的共识，这样乡绅阶层少了一个主要来源。因此，当前完成城乡人才循环流通的疏导工作主要应放在鼓励离退职的公职人员返乡上，这是促进城乡人才良性流通的根本保障。
　　近几年，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城市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帮助其完成经济建设，而农村地区由于新式劳动生产工具的使用，解放了大量的劳动力，广大的青壮年农民通过招工的方式进入城市生活和工作，这往往给他们带来巨大和严重的心理反差，这种完全脱离“天地玄黄”的生活使得他们对乡村生活存在着恐惧心理；另一方面，一部分农村学子通过高考等方式进入城市，因户籍的更改，使得原属于他们的土地被收回，他们退休后无法再回到故土，只能毫无选择地留在城市养老，其子女也成了城市居民。这种情况周而复始，乡村持续不断地为城市提供新鲜血液和精英，而乡村精英本身并没有补给，这样，城乡流通机制变得单一，造成乡村人才的缺乏和断档。

　　四、总结

　　辛亥革命时期的农村教育受西方欧风美雨的浸染，带有明显的现代化表征。无论是晚清政府、民国政府还是民间的爱国人士乃至普通民众在战火轰鸣、屡战屡败的社会大环境下，都从教育入手，试图通过学习西方的教育理论和方法来改良中国传统教育的种种弊端，进而从整体上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社会局面。随着期刊报纸等纸质媒介的发展，中国的先进之士和部分教育家试图以报刊为媒介叩开根深蒂固的传统教育之门，这种尝试在当时虽然阻力重重，但无疑加大了中国教育迈向现代化的步伐，不断涌现的新式学校不仅仅是对西方文明吸收后呈现的物质存在形式，而且还是对中国本土教育理念的重组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尊重和发扬。
　　我国幅员辽阔，人口较多，地域差异性较大，但我们在教育上往往奉行着整齐划一的思维模式，虽然我们一直试图增加教育的多样性，但终因种种因素的制约，教育依然呈现单一化的局面。在城乡对立比较显著的今天，我们在城乡的教育上是采取城乡二元化式的教育，还是使乡村渐趋城市，使得乡村城市一体化？农村教育一直很尴尬，教育的话语权、决策权一直掌握在城市阶层手中，面对教科书上许多具有明显城市特征的事物，农村教育变得愈发无奈。我们不禁要追问：农村教育仅仅是给农门学子提供一个“鲤鱼跳龙门”的机会，还是要结合农村现有实际，开拓出一种与农村本身密切相关的教育模式？我们经常说“知识改变命运”，如果仅仅把农村教育作为学习丰富的知识从而改变个体的命运的手段，则未免狭隘。

　　历史是已经逝去的社会生活的总和，而逝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社会生活又总是前后相续的，不知历史，便不能知今，更不能顾后。中国是一个历史意识强烈而又有大量史籍、史迹、遗存的国家，目前正处在一个振兴的时代，历史对国人的现实意义不言而喻、自不待言。然而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浩如烟海而又以文言述之的文献史论著作，在浮华速食的今天，已经很少有人品茗细读。本文研究的时代距离现在已经有一百余年，虽然在历史的长河中，如此时间只是弹指一挥而已，但毕竟对于我们这代人而言已经太久，老学究式空谈义理已经无法使人信服。因此本文试图打开历史卷轴，横陈整个社会缩影，“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学史”，这是史学的核心精神和价值所在。

　　我们研究农村教育目的是找到这样一种理想的农村教育：“它包含着以书本知识为核心的外来文化与以民间故事为基本内容的民俗地域文化，外来文化的横向渗透与民俗地域文化的纵向传承相结合，学校正规教育与自然野趣之习染相结合，专门训练与口耳相授相结合，知识的启蒙与乡村情感的孕育相结合。”[5]这是我们每个关心教育的人的教育理想。